股市下跌市场恐慌情绪依然，一个“掉回2242点以下才算是熊市”的判断在网络上传开。

最近成思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“现在是3300点，2006年12月14日是2242.24点，也还高1000多点，我觉得这一年多，我国股市总体上还是呈上升趋势的，当然不能跟6100点比。另外我再三说过，由于上证指数严重失真，按股指来看股市意义不大，主要还是要看我说的400家左右比较好的上市公司的发展前途。什么时候是熊市?掉回2242点以下才算是熊市。”

目前市场恐慌情绪如此浓烈，股市出现连续暴跌的行情已有多日，成思危先生虽然已经从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卸任，对股市的分析所产生影响还是很大的，毕竟他的身份不同于一般股评家。从文字叙述来看，成思危是在股市3300的时候接受的记者采访，其中谈到股市的问题有两层意思：在成思危看来目前股市挤泡沫效果明显，股市更加接近真实市场；另一方面，市场也可以把整段话解读为，2006年12月19号股指是2242点，而这个数字到3300点还有千点的距离，股市的下跌还有足够的空间。我们可以原谅成思危先生对股市下跌速度估计不足，对市场了解不够深入，没想到后来的市场下跌政府采取救市措施都难以止跌的程度。作为高层人士对于股市涨跌具体的判断，不应该也不能够进行如此详尽的数据分析和判断。这完全有可能引发是不是意味着股市还有继续下跌？是不是在暗示市场估值还会向下到2242点的猜想。

股市需要呵护，是因为股市已经牵扯到数亿人的日常生活，成为很多普通百姓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之一。过去说散户人数太多不利于市场稳定，国家大力发展基金，基金此次也是损失惨重。众所周知，这次的股市下跌并不完全是泡沫问题，而是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，海内外市场接轨引起A市场估值出现新的情况。市场的复杂程度远不同2006年底，仅仅用挤泡沫去判断必然出现严重偏差。

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2006年的市场在当时同样被人们视为与国家经济发展背离的市场，成思危先生也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。如果回到那样点位，不要说和当时的经济是背离的，与又经过一年高速发展的经济不就更加背离了吗？我们不能总在旧有的思维里寻找新的答案，用过去的经验对变化的市场进行判断。因此，如果一定要说2242才是此轮的熊市，对目前市场下跌不闻不问，不知道支撑这个判断的理由是什么？是不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建立真正的退市机制，公司的问题就要投资人全部买单？这很明显是不承认中国资本市场依然是新兴加转轨的特点，完全拿成熟市场分析套在中国股市上。此时，成思危先生还用可能引发更加心理恐慌的数据进行分析，其后果一定是严重的。

    中央强调，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。而如果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与社会矛盾得不到有效缓解的话，明年恐怕更加困难。

    不久前，众多媒体还几乎异口同声称，2008年是“中国年”、“中国好运年”、“中国崛起年”，等等。但随着“中国制造”再起风波，加上南方的雪灾、飚升的物价、震荡的股市和西藏的“314”事件等接踵而至，所有这一切，考验着党把握大局的能力、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、考验着知识精英的识辨能力以及考验着国民的适应与忍耐能力。

   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与情仇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问题与矛盾。如果能够察微知著，就是必然；倘若一贯熟视无睹，就是偶发。中国当下面临的诸多棘手矛盾与问题，重要原因是，先前的矛盾与问题积累的结果。一直以来有一种倾向，不愿意直面现实，不愿意承担现在就解决问题的麻烦与风险。因此，对不少关系到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，总是一拖再拖，相信后人比前人聪明，相信时间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。

    因此，现在的诸多棘手问题与矛盾，是综合症，是并发症，是顽症。但从某一两个方面着手是难以有效应对的。如现在的通货膨胀压力，就是长期资源价格扭曲、市场机制混乱的产物。笔者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时，曾与学校老师下乡做调研。江汉平原，鱼米之乡，中国重要的商品粮油产地。在地处洪湖边的一个县，当地的县长询问我们:“为什么一瓶菜籽油还卖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真的失效了吗?恳请你们这些大学经济学教授，能否告诉我答案，我好向农民去解释，好让他们响应国家号召继续种油菜。”这个疑问一直伴随我读完经济学博士。

    时下的世界粮食危机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。一般解释是世界粮食供求关系紧张，库存已到历史低点。但是，在中国粮食持续四年大丰收、粮食库存不断增加的情形下，食品价格却持续上涨。何故?食品价格上涨则以豆油为先。豆油为何要领先?为什么能够领先?答案是，中国大豆从生产到销售，大豆油从压榨到销售，近乎被外资控制与垄断。当然，外资对中国大豆以及豆油市场的控制与垄断，影响的不只是食用油，还有肉蛋奶等。因为大豆压榨的另一个重要产品是豆粕，而豆粕是重要养殖饲料，饲料价格的上涨必然导致养殖成本上升，从而推动肉蛋奶价格的上涨。

    上述案例就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。至于房地产、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涨落，则要比餐桌上的问题复杂得多。但是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，这些棘手问题，在中国现在集中呈现、爆发，是原先矛盾积累的结果。因此，“外科手术式”的对策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。今天中国发展问题症结，在宏观经济上，正集中体现在有可能落入“高通胀”与“缓增长”的困境，这样，政府将在通胀和经济减速两大风险的平衡上面临更大的挑战。于是乎便有了“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”。

    然而，也有另一个相当轻松的视角。因为中国经济的放缓有利于宏观经济重新实现平衡，恢复正常的自然增长，超常的高速增长是不正常的；有利于转变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畸形经济增长方式，逐步调整到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的正常态势；有利于集中力量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，缓解社会矛盾，实现科学发展。此外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以减少房地产和股市中的危险泡沫，同时可以减轻经济扩张失控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。

    随着“大部制”的推出，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加引人关注。而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，主导中国经济增长、解决就业问题将切实由市场来承担。因此，可以考虑采取“定向经济爆炸”的改革开放政策，即近乎所有行业向内资开放。这样，不仅有助于解决国内目前严重的流动性过剩问题，而且可以有效解决经济缓增长以及巨大就业压力等突出矛盾。

    当然，为配合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推行，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运行环境。一是减税。鉴于政府税收的膨胀与财政运行的低效(多半用于养人)，应当考虑对整个中国民营经济实行“多予、少取、放活”的经济政策，紧紧约束工商、税务、城管等窒息微观经济活力的自利行为，激发民间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热情。二是为民间投资提供良好的融资平台。鉴于资金、资本市场运行的低效，应将融资主体由国有企业转向民营企业、个体经济。让民营企业在更加公平的环境下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。国有企业应切实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，瞄准其应该瞄准的竞争对手——跨国公司，着力利用国际资源、开拓国际市场。在自然垄断或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，国有企业应发挥行业龙头作用，而不是长期扮演令百姓厌恶的垄断角色。(文/江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)

2008年04月22日 来源：《瞭望》新闻周刊